>>>张林岚（时为《新民报》编辑）
胜利声中，复员途上，“世事如麻”四字不足以形容。
进入《新民报》
1945年8月28日，我运气不错，到重庆那天，竟是吉日良辰。原来同时到达的是应蒋介石三次电邀前来进行国共和谈的毛泽东。我到了《新民报》为躲避敌人轰炸临时办公的重庆郊外大田湾的编辑部时，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暗自说了一声：“他怎么可以到重庆来，多危险啊！”
重庆《新民报》每天出报两次，日报前一天夜间编印，次日早晨出版。晚刊上午编印，下午两三点钟发行。日报总编辑方奈何，与我一见如故。他对我说：“赵荫华已写信介绍过你了。你是有经验的熟练编辑。放下行李，吃过晚饭就上班吧。大概这一路上你也听到了，今天出了大新闻啊！你编辑本埠新闻，这是我们报纸的一大卖点。”
原来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陪同下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正是这天下午3时37分。
国民党不许各报中国记者采访。《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是《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暗中邀请同车去机场的。
1946年春摄于重庆大田湾《新民报》编辑部，背后的房子是排字房。前排左起：张林岚、于理明（燕京、编辑）、卢碧涵（会计）；后排左起：徐献游、报务员某、陈翰伯、刘淑贤（记者）
我当晚开始上班工作，设在通远门外七星岗的采访部已发来第一批新闻稿，主要是浦熙修的现场特写，写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在机场受到欢迎的情况和重庆街头群众自发的欢迎盛况。稿子里还写了毛泽东在临时下榻的张治中公馆宾主交谈细节。我做的新闻标题是“走向和平建国之路，毛泽东为团结而来”。我还没与浦熙修见面，先看到她的稿子。她是《新民报》采访主任。
毛泽东8月28日到渝，遍访故旧，30日在临时下榻的桂园设宴请柳亚子、沈钧儒等人。柳诗兴大发，即席赠新作七律一首，诗云：“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9月2日《新华日报》以《赠毛润之老友》为题，发表此诗。9月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拜访柳亚子，柳请毛校订1935年的旧作长征诗，准备收入《民国诗选》一书，同时又向老友索取新作。毛回答新作没有，只有1936年初到陕北时见天降大雪，填的咏雪词《沁园春》，明天当录呈审正。柳得毛词大喜，曾请画家尹瘦石配画与自己的诗在中苏文化协会的一个展览会上展出。这个展览由孙大光负责筹备并主持，孙当时化名叶兆南，是“少共国际”的中国代表，长期在秘密战线工作，政协时期是毛泽东与各界人士茶话会的联系人，中苏文化协会总干事。
限于客观环境的种种不利条件，观众不是很多，只有出席毛泽东招待会的各界代表性人士匆匆浏览过。毛、柳二诗随后送交《新华日报》发表，但《新华日报》只在11月11日刊出柳诗，未刊毛词。
陈德铭的朋友王昆仑在柳公馆见到了这一阕新词，十分倾倒，抄录了一份给黄苗子，黄又给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编辑吴祖光。他们常在一起玩，是至交，也是后来人称“二流堂”的同伙，两人一商量，立刻发稿、见报。《沁园春》后面的按语或短跋，也是两人合作的。
14日见报后反响之热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日《新民报》晚刊被抢购一空，连次日的日刊也供不应求。
一句话劝留
政协会议期间，政治形势变化很大。国共双方的矛盾与斗争之外，社会上许多矛盾不断暴露、激化，一条消息，一个版面的处理，一篇言论的措辞和语气，事事牵涉到报社的立场观点。我到重庆《新民报》上班后，以同行晚辈、同乡人的身份径直去民生路《新华日报》采访部找石西民。1938年我们在浦江就相识，也知道彼此情况。所以相见后以家乡方言交谈。
过了些日子，我去找石西民，要求从《新民报》转到《新华日报》工作。我觉得《新民报》虽好却不是久恋之地，既已立志投身革命就要干“新华”这样的报纸。石西民批评我好高骛远。他以为我在《新民报》更合适，要准备长期干下去。“《新民报》那些人许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党尚且要派人帮助他们办报，宣传抗战，你怎么反而要出来？”这句话，让我在《新民报》蹲了七八十年。这是后话。
与石西民有了这层关系后，他知道我爱写诗，爱好文学艺术，多次陪我到重庆枣子岚垭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引见文艺界一些名家如茅盾、叶以群、夏衍、郁风、陈白尘和邵荃麟、葛琴夫妇等，还有文艺界“三神童”吴祖光、黄苗子、丁聪，他们都参加《新民报》的编辑工作。记得有一次石西民陪我去文协，在门口遇到邵荃麟、葛琴夫妇，他们在摆地摊卖一些家当，以换取一些路费准备复员。当时文协门口摆地摊的很多。石西民还向他们介绍我，说是过去在浙江工作的。
两位老报人
9月3日，日本投降，中国胜利，国共和谈，凯歌声声，重庆市的庆祝活动达到最高潮，可以说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全民狂欢节。
在这沸反盈天的热闹中，毛泽东在重庆访问故旧，拜会新交，广泛开展统战活动和社会调查工作。别的不说，单是新闻界他就约了许多人谈话。《新民报》受邀的是张恨水、赵超构两位。张恨水是妇孺皆知的通俗小说家名满天下，共产党很重视其社会影响。《新华日报》曾在不久前专刊为他五十岁生日祝寿。他有爱国心，同情弱者，对政治淡漠，与毛泽东谈话不多。赵超构不同，他曾在1944年夏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写了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在国统区产生很大影响。赵超构曾因一偶然机会，与毛泽东并肩坐在一起，一同观摩延安平剧团演出的《打渔杀家》等京戏。赵超构小毛泽东17岁。两人以“先生”相称，俨然忘年交和布衣交。这次胜利后在重庆相见，两人从朝至暮整整谈了一天。次日赵超构到报社来，与毛泽东长谈的事一字不提，过了许多年也拒绝话及此事。我和他最相与的几个朋友常常上小馆子吃酒，只在酒兴高时禁不住大家追根究底“敲打”，他才吐露片言只语。
复员事情多
开始复员的1945年9月，因为一切舟船车辆与飞机都由政府征用来运兵、运军火粮食、运接收大员，一票难求。
但陈铭德有其打算，他希望我留在四川，留在重庆社。1945年8月我一进报社，他就对我加以培养，几乎隔三两天就命人给我送封信，称赞我做的标题、编的版面，以至于与外勤记者的关系，说我编的本埠新闻、社会新闻继承了前辈先生的传统：“友鸾之后有大千，大千之后有奈何拾风，当初我怕要后继无人了，不图今日又见英才，你要定定心心留在重庆，这个地方（版）将来是你坐天下哦。”1946年初，陈铭德奔波了一年，终于拿到了办上海版晚报的登记证，准备5月份出报。赵超构、程大千为我多方设法调离重庆到上海工作，说我思乡心切，要回乡探亲，家里祖母、父母因我是长孙、长子，希望回家结婚生子，为此急于要出川，就近做事。陈铭德一口咬定：“我这颗（棋）下定了，不能动。”
不久，我的女友傅云罗已先我复员，乘“民生号”长江轮回到南京。我正在寻找门路买船票，报社有记者廖毓泉护送3位复旦大学新闻系新生（都是女生，有一位是廖的妹妹）去上海复学，其中一位临时生病不能成行，那张船票就转让给我，我也离渝东下。经南京时，陈老板不让我走，让我在南京工作，有一个星期的勾留。
胜利声中，复员途上，“世事如麻”四字不足以形容。我这时已是民盟盟员，复员回到南京，我到民盟总部去转组织关系时由民盟组织部长周新民接待了我。我知道他是半公开的中共秘密党员。谈了半天话，他大骂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的罪行，要我编报写文章时一定要揭穿那些信誓旦旦、翻脸不认人的谎言。谈完话，他亲自给在上海的民盟领导人沈钧儒老先生写了介绍我的一封长信，请沈老接见并安排一份适合我的职务。我到上海后并没有马上去见老先生，一是怕他府上人来人往遇见不相干的人，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二是也不想去担任什么职务。
那天中午我从民盟总部出来，又去了国府路浦熙修家。不久前的5月20日，她在南京“下关事件”中因采访上海请愿代表团被特务流氓打伤，我应该去慰问她，同时也向她表明我已加入民盟，成为她的盟友——她在重庆时已是盟员，是她自己告诉我的。这天闯进她家时，石西民也在与她密谈什么事。他们一起看了周新民为我写的介绍信，然后一同去附近的一家小馆子吃午饭。这顿饭从十二点钟吃到下午两三点，因为谈得兴起而忘了时间。谈话内容是对当年新闻界一些知名人物的批评——思想、政治态度、人品、性格……我是后生晚辈，没有资格评论，但石、浦两位毫无顾忌，放声高论，令我茅塞顿开，如梦初醒，知道了老报人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秘辛……
胜利后我到上海时，以民盟盟员身份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陈翰伯每个周末约我到他那里举行“家庭派对”，吃茶、跳舞、谈时事、传递消息，参加者除了有民治新专的学生胡新源、刘淑贤、徐献游外，还有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石啸仲，在工商界做统战工作的祝公健和华丁夷。陈翰伯的妻子卢琼英是虹口复兴中学的英语教员，不但会煮咖啡，也善于制作各种西点。她提醒我：“你不是盟员吗？介绍信怎么不交？祝华两位都是常去沈公馆的，请他们转交就很妥当。”我把介绍信给了祝，过了几天，沈衡老叫史良打电话约我去史家见面谈话。我却始终未去，我怕见官，不喜欢官场那些活动，解放后更不想见他们，也失去了识荆的最后一点缘分。
再说报社方面，陈老板见我不肯留在重庆，“擅离职守”东下，早已大为不悦，但仍不放手，要留我在南京社，“你有女友在南京上学，也有亲戚好友在南京住家，怎么反而要去上海呢？还是留下吧，暂时编个各地通讯版，过些日子再调整，还编社会新闻。熙修也希望你留下，再次合作，大家都舍不得你离开呀”。老板当晚又请吃饭，还邀曹仲英和编辑部的朋友相陪，一一见面，表示欢迎。吃了饭，我还是不肯，我说我不能失约，赵超构、程大千等我去哩。老板面有愠色：“老实讲，上海社的人手足够了，早就是饱和状态，你再不听我劝告，我也就不管你了！”意思很明白，你自寻出路，另谋高就去吧。我年轻气盛，决定离开《新民报》，不怕上海找不到一个饭碗，我有这个自信。
一到上海，先找我在西安的旧友姚珞，他在天主教的《益世报》当编辑，总编辑是我们同乡人陈德徵，反共老手，但又被蒋介石斥退不用。我当然不会进这家报社，但姚珞家却可暂时栖身。偶然听说，这座公寓的某一层住着日本占领时期的著名女作家张爱玲。那几天我因刚刚来到这个万花筒一样的十里洋场，还没找到饭碗，当然就没有去拜访名人的好心情，这个缘分也被我丢掉了。
我在上海“失业”也只有几天。赵超构和程大千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打来电话：“你离开南京的第二天陈老板就来电话叫我们好歹找到你，还说别让他跑掉。可见他还是当你是一块材料的，快回报社来吧。”我一肚子怨气，有这句话就全消了。“士为知己者死”之心又回到了我的胸怀之中。联想到石西民代表党组织对我的期望和嘱托，我在这家报纸干了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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